“从浙江出发”编纂《浙江现代美术名家年谱》的学术意义与愿景
文
张坚王珊禄
近年来，美术家年谱的编纂虽时有佳作，但仍缺乏整体规划和系统性编纂，年谱作为美术史研究基础学术工具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本文以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浙江现代美术名家年谱》为例，尝试探讨文献处理、年谱编纂和史学研究之间的互动，以及美术家年谱的体例与内容、个体与群体、文本与图像、地域内与地域外、个人风格与时代视觉范式等问题，考量年谱编纂在地域美术史研究和写作方式中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章学诚在《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中说：“文人之有年谱，前此所无。宋人为之，颇觉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而已也。盖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其知人论世之学，包含了一种历史主义的眼光和态度；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引入西方近代科学历史学观念，把年谱纳入“个人专史”，专门介绍“年谱及其作法”[1]。作为中国特有的史学编撰方式，年谱以其合于现代史学客观和批判的史料鉴别方法，为西学东渐潮流下的学者所青睐，纷纷加以实践，以期在史学方法论上拓展和更新乾嘉朴学传统，就美术家年谱编撰论，比较重要的有陈垣《吴渔山年谱》、胡适《齐白石年谱》和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等。
年之后，国内年谱编撰多以*治人物、文学家、史学家和人文学者为对象，也包含一些古代和近现代美术家，诸如董其昌、赵孟頫、倪瓒、文徵明、石涛、陈洪绶，以及*宾虹、潘天寿、刘海粟、徐悲鸿、王一亭、傅抱石、陶冷月、朱屺瞻和潘玉良等。相比于其他领域，美术家年谱编撰可谓发轫未远，近年来，虽时有佳作，在体例完备性、内容详实度和参考检索便捷性方面都取得长足进展，但也存在缺乏整体规划和编撰系统性的问题，不利于更好发挥年谱作为美术史研究基础学术工具作用。
中国美术学院近现代美术文献研究中心牌匾
年3月，中国美术学院近现代美术文献研究中心组织策划“神州国光：王中秀藏*宾虹艺术文献展”[2]。王中秀为国内外知名*宾虹研究学者，他的《*宾虹年谱》《王一亭年谱》和《陶冷月年谱》等在学界享有广泛学术声誉，也为当下美术家年谱编撰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样本。展览期间，浙江省社科联领导前来观展[3]，并商讨把浙江美术系统研究纳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4]规划。美术史首先是美术家和美术作品的历史，浙江现代美术的系统研究，应从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的美术名家入手，以基本文献发掘、抢救、收集、整理和研究为着眼点，组织实施浙江现代美术名家年谱系列的编撰是恰当的学术方式。鉴于浙江现代美术名家人数众多，决定分期推进，先行确定了第一批八位编撰条件较为成熟、且基本无争议的现代美术名家，即*宾虹、潘天寿、林风眠、张书旂、常书鸿、陆维钊、陈之佛和倪贻德，同时，也在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物色年谱的编撰者，最终确定由冯春术、卢炘、彭飞、舒建华、马明达、金琤、胡迪*和赵辉等学者，分别担任上述年谱的编撰负责人，课题总负责人为中国美术学院近现代美术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图书馆馆长张坚。年7月10日至11日，年谱论证和推进会在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举行[5]，同期，中国美术学院近现代美术文献研究中心也正式揭牌。
浙江省社科联一级巡视员邵清和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时任）杭间为近现代美术文献研究中心揭牌“《浙江省现代美术名家年谱（第一辑）》论证和编辑推进会”暨“中国美术学院近现代美术文献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全体嘉宾合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一级巡视员邵清在年谱推进会上做主题讲话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在年谱推进会上做主题讲话
作为地域性的现代美术名家年谱系列，“浙江现代美术名家”的界定，首先是指浙江籍或浙江出生的美术家，其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主要在浙江度过，浸润于浙江地域文化，浙江的自然地理条件、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对其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也适当考虑其本人的地域认同。而对那些祖籍地或出生地不在浙江，但在浙江长期生活、工作或最后定居在浙江，并对浙江现代美术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美术家，也拟纳入年谱系列。这部分美术家主要是指归属于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国立艺专、央美华东分院和浙江美术学院）的美术家群体。诚如中国美术学院高世名院长在文献研究中心揭幕仪式演讲中所说，“中国美术学院是中国近现代美术运动、美术教育的摇篮和重要策源地，拥有丰富的近现代美术史资源，文献研究中心成立，绝不只是为研究国立艺专的历史，而是要研究整个浙江以及由浙江所牵动起来的整个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的进程。”无疑，浙江现代美术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因此，“现代”的时段确定在年辛亥革命至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适当兼顾谱主年之前和年后的生平与活动；至于“美术家”，主要是指画家、雕塑家和工艺美术家，以及部分在国画领域建树卓著的篆刻家和书法家等。
年谱：历史研究的脊椎
作为一种史学编撰的体例，年谱是将谱主生平与著作、作品和年表等结合在一起，广义说，也是一种传记，只是更具工具和文献资料的价值，其编撰应力求资料性、学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高世名院长指出，“年谱是一个人的历史，它与那些‘大历史’一样微言大义，一样在字里行间隐含着我们的历史判断、史实与史识。从个体的生命史出发，以年谱的方式，我们可以探索历史的蛛丝马迹，去讲述人生的离合悲观、时代的风云变幻。所以说，修年谱是一项大事业，在中国史学脉络里是一种独特的智性模式，对世界史学有着独特的价值”。任道斌教授在总结自己编纂《方以智年谱》经验时提到年谱对历史研究的辅助作用，认为年谱完成之时，作者已对谱主生平了然于胸，再做其它研究，便会自如许多，强调年谱的客观性、引导性和工具性价值。
任道斌《方以智年谱》封面
年谱编撰需要系统和尽可能无遗留地爬梳和掌握研究对象的材料及其线索，形成对谱主的立体的理解和认识，其虽为“一人之史”，但绝非仅是“一人之史”，古人高度重视年谱、家谱、方志与国史间的关系，认为“家史、国史与一代之史，亦将取以证焉”[6]。年谱不似正史宏大，不似论文思辨，不似专著深刻，其核心是以时间为轴，虽也向外扩展，但极为克制，是一条脊椎，串联着个人史，以及个人史牵带着的其它史学研究。优秀年谱，对其他的历史研究写作起到校对与引导作用，锚定了基本史实，正如清初学者全祖望在《施愚山先生年谱序》中所说：“（年谱）要以巨公魁儒事迹繁多，大而国史，小而家傅墓文，容不能无舛谬，所借年谱以正之”。这些观念都符合现代历史学的客观和实证要求。
相比之下，西方并无年谱传统，只有“编年传记”（biographicalchronology,chronologicalbiography）[7]，不过，其古典传记学传统源远流长，要旨在于以个人为社会之楷模，瓦萨里《名人传》就是意在表彰灿若群星的艺术天才及其作品。事实上，他的传记中还融贯了一般历史发展的观点，这是他的不同寻常之处。在西方，另一种与美术名家及其作品研究相关的编撰方式是“作品全集”（catalogueraisonné），其中也附有年表，但不像中国的年谱，逐年逐月逐日叙录谱主活动和事迹。
瓦萨里《名人传》封面
在日趋全球化的艺术史学术语境之下，进行地域性现代美术名家年谱系列的编撰，势必牵涉到如何在年谱这样一种中国传统史学样式中融入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方法论的视野。比如，以何种方式叙说大背景，凸显谱主艺术创作及其视觉图式、图像主题与艺术语言发展演化；如何处理文献与作品关系，如何在年谱中反映谱主及其作品在全国乃至在国际范围内影响，对谱主重要作品的收藏、评鉴的历史概述，还有年谱的文化地理和空间维度等，都需要编撰者在实际工作中、在互相沟通和交流中形成共识，并以此推进对现代史学意义上的美术家传记研究的新模式和内在规律的认识。
实施和推进浙江现代美术名家年谱系列项目还有另一个目标，即发掘、抢救和整理散落在各处的文献。浙江省社科联领导邵清在年谱编撰论证和推进会开场发言中指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需要回答的问题之一便是“如何抢救整理浙江的珍稀历史文献?”上海美术学院李超就此问题提出历史文献处理的“看得见”与“看不见”结合的原则。存于各博物馆、展览馆、文献中心的可查阅可使用的是“看得见”的藏品和文献；而那些尚未公开甚至尚未发现的资料是“看不见”的，他列举了一些现代美术名家上海时期留下的非架上作品、海报及设计作品。把“看不见”资料挖掘出来，通过搜集、编目、研究，将“看不见”转化为“看得见”，就可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此外，在年谱编撰过程中收集的资料并不一定都能编入到年谱里，未被使用材料未必就不重要，中央美术学院殷双喜和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都建议将收集到的年谱资料汇总、分类，建构一个“浙江现代美术名家专题文献库”，为今后学界更深入的谱主研究提供支撑。
从浙江出发：跨地域的和跨时代的
地域性美术名家年谱编纂可参照谱主所在地区的地方史志和报刊资料，把谱主生平事迹和美术创作成就，纳入浙江现代经济、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历史叙事中，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