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先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边*研究所副所长
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国际规范研究通常涉及三个层面:一是价值导向的规范研究，其核心是国际公平、正义、人权等，强调个体的行为标准和人类共同体的共性，具有强烈的世界主义价值诉求;二是实践导向的规范研究，其核心是国际实践进程中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机制框架内规范的创建、演进、特性及其影响等，强调集体共有的行为标准，具有强烈的制度主义或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偏好;三是学科导向的规范研究，其核心是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及关键主题界定、学术规范等，具有强烈的知识普遍主义色彩。三个层面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都是对人的行为标准的研究，回答的主要是基于普遍性的“应该怎么样”的问题，带有显著的演绎成分。就研究的路径和目标而言，国际关系规范研究与纯粹的历史经验研究有明显不同。后者注重事实及其过程的描述，回答的主要是基于特殊性的“是什么”的问题，带有显著的归纳成分。这也使得国际关系研究有了通常所说的解释性理解的“规范方法”和经验性描述的“历史方法”两种不同的分野。在实际的研究中，这两种方法亦时常被分别称作“规范分析”和“经验分析”或“描述方法”。
实际上，鉴于国际关系的实践性和复杂性，其规范研究方法和历史研究方法并非不可通约，而是时常融通起来使用。在这里，历史方法融入历史编纂学并与叙事性实践和分析性理论相结合，遵循反映特定历史情势的“事物规则”和蕴含语言道德逻辑的“话语规则”，使历史学科成为构建理论和理解问题的真实性知识。
在具体的研究中，这一“融通”通常有两种路径:一是规范导向的经验分析，即*治学研究路径。这种路径以规范分析为主，实证性经验描述为辅，常用二手材料，演绎色彩明显，强调普遍性，但经常牺牲特殊性。其基本做法和核心目标是将规范*治理论和国际关系经验研究紧密结合，通过关于规范的经验研究文献恰当地展示“应该是什么”如何成为“是什么”，亦即用特定的事实或因果论证支持普遍的规范主张。这种研究路径在分析规范创建或演进的背景和条件时常常选择特定的历史经验作为实证的支撑，亦即将历史叙事嵌入普遍化，以阐明或测试普遍的理论假定，由此赋予“所有形式的历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规范和实践维度”。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研究路径的主流学者及其核心观点源自欧美背景，并认为其具有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普遍性。这一研究路径在国际关系规范研究方法和历史研究方法的融通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是经验导向的规范分析，即国际史研究路径。这一路径可称为国际关系规范研究的“历史路径”。该路径以经验描述为主，规范分析为辅，注重第一手材料运用，归纳特色明显，亦有一定演绎成分。在研究中，它从国际史视角出发，注重多国官方文件和解密档案的历史文献分析，辅以国际关系学多层次、多领域的体系分析以及集体认同和规范扩散等理论，探究基于历史经验的国际合作规范的创建背景、基本内涵、历史演进、实际影响及其特殊性等。这一研究路径倾向于将普遍化嵌入历史叙事，并聚焦于特定历史背景下各种特定事件的因果性和建构性关系分析，以解释其规范和实践的循环的历史模式、历史断裂和本质差异、根本性变革及持久的结构性力量的影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规范研究和历史研究的这一融通路径虽处于弱势地位，却率先突破追求普遍化的“欧美背景”，开始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究彰显特殊性的国际规范创建及其演进，对亚洲区域合作实践进程中具有浓厚地方或区域色彩的“亚洲方式”和“东盟方式”，乃至更具体的“万隆规范”和“湄公精神”等区域规范的历史研究便是其重要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独特的国际区域规范研究“历史路径”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智识基础。
本文以国际区域治理研究为例，从实践导向的规范研究层面，谈谈国际关系规范研究“历史路径”的可能架构。
在实际研究中，国际区域治理规范研究的“历史路径”可以假定为由三个依次递升的梯级组成的金字塔型架构。第一个梯级是历史主义的世界观。该世界观奉行进程主义或演进主义观念，要求使用变化的而非静态的观点看待区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