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东方翻译》年专刊，编辑：谢天振比较文学译介学资料中心
整理者按：年12月16日，“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翻译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全国翻译文化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举行，谢老师受聘研究会的学术顾问并作大会发言。我在南宁准备年底的论文开题，没有报名参会，于是拜托浙大的冯全功老师帮忙录下老师的讲座。冯老师的研究生枣同学给我发来整个会议视频网盘的信息，不知何故，多次下载都未成功，我也一度放弃，心想总有机会当面求教。年春节之后，老师身体每况愈下，后来不幸离世。悲痛之余，我想起这个视频，重新登录网盘下载，不想竟然很顺利，一个晚上就下完了。后来剪出的这15分钟发言视频是老师生前最后一段会议影像，每次再看，泪流不止。刚做完手术不久的老师走上讲台步履轻盈，讲起话来中气十足，几个月后竟然再会无期。视频中的内容是老师最新的思考，未发表过，于是我就想要把它整理出来，算是对老师的一点纪念，希望老师的学术思想能完整地留存于世。稿件有意保存了老师的语言风格，也希望能为熟悉老师的读者唤起对老师的回忆。以此纪念我最敬爱的谢老师。
首先我想对“翻译文化研究会”聘我为顾问表示感谢，这是我年即将结束之前的一大荣幸。第二，我要对研究会的成立表示最衷心、最热烈的祝贺。我的祝贺是“最”衷心的，而且没有之一。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我前不久在上海做了一个手术，拆线还未满两个星期，所以我的家人和学生都不建议我到杭州来参加这个会议，但是我克服“重重障碍”来了，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研究会的成立，很及时，很有必要。中国的翻译研究现在要在国际译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翻译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而且能够彰显我们中国翻译研究的特色。
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译介学研究其实就是一个对翻译文化的研究。前段时间商务印书馆联系出版我的两本书。一本叫《译入与译出》，收录的是我这几年来关于文化外译的论文，以及我这几十年来翻译、出版的译著、专著和论文集中的前言和后记。另一本叫《译介学概论》，我把我关于译介学的一些理论、思想集中收录在这本书里面。我为这本书写了一篇比较长的序言，序言的副标题是：“对我的译介学研究之路的回顾”（谢天振，）。年对于我们伟大的共和国而言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对于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个人来说，同样也具有非凡的意义。40年前，我结束了11年中学老师的生涯，考研究生回到上外。30年前，也就是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具有译介学意义的论文（《为“弃儿”寻找归宿——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提出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文学史上应该有翻译文学的一席之地。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展开了我的译介学研究。20年前的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学术专著《译介学》。10年前，年，我带领我的团队，推出了《中西翻译简史》，在书中我提出了“中西翻译史的整体观”。年，我出版了《译介学概论》，把我的译介学思想做了全面的梳理。回顾这些，我想探讨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如何来思考和研究“翻译文化”？
一、关于西方翻译学界的文化转向
20世纪80年代，我们沉浸在“国门打开”的喜悦之中，发现了奈达的对等理论，接受了国外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的研究成果。许钧教授曾经提出，“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在认识上比西方起码要迟二十年”，他的观点在《中华读书报》上被人商榷，我写文章为他辩护过。我不知道他说的“二十年”是如何考虑的，我看到的正好就是“二十年”：西方翻译界在50年代末、60年代出现的“语言学转向”在80年代被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