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这与依然严峻的生态局势和中央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有密切关系。当下中国的环境史研究正处在新的发展节点，应加强对环境史的学理思考，进一步将生态学概念范畴和生态理念引入历史研究，以生态意识和生态观来阐释历史，以生命关怀为主旨，从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出发来研究人类史，把人类放回自然生态系统中进行动态考察。
对于什么是环境史，不同学科、不同学者给予了不同称谓和不同解释。大体有三种意见：一称“环境史”1，一称“生态史”，还有称“生态环境史”2。笔者建议采用“环境史”作为其学科名称。对环境史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作为一门学科的环境史兴起于美国，它以生态危机和生态学为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环境史”简言之就是对历史进行“生态阐释”或“生态分析”，我们可称其为“历史研究的生态取向”。关于环境史与生态学的关系，学界讨论不少。在环境史研究深化和转型的当口，我们重新思考这一论题，目的是对生态学缘何成为环境史的理论基础形成更为清晰完整的认识，尝试回答何为“生态史观”以及如何构建环境史学的概念和话语体系、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等问题。
一、历史研究的生态转向及其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
环境史学3的兴起以“生态危机”为背景。“生态危机”指“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秩序和功能出现了紊乱，失去了“平衡”。危机的特征有整体性和“迸发性”。生态危机不单单是环境的某个方面出现了问题，而是地球生态的“整体危机”，像全球气候变化就是生态危机的典型表现。在美国，生态危机首次爆发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干旱、洪涝、尘暴持续肆虐，造成了严重的土壤侵蚀等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态危机在美国愈发严峻。大致在同时，生态学在美国获得了传播和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顶级群落”理论，经由奥尔多·利奥波德等人的阐释，二战后得到了普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现代环保运动，不同学科都对这场运动做出了回应，并从生态学视角思考这种“社会现象”4，由此形成了环境法学、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等诸多交叉学科。作为现实关怀性很强的历史学，也以生态的眼光观察、思考和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史，环境史学由此产生5。
环境史学诞生以来，美国学界发表了大量实证研究成果，其中很多有很强的生态意识，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生态学的理论、观念和方法来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说，生态观念在美国是有思想渊源的。自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来，在美国出现了不少自然主义者、思想家，比如众所周知的马什、爱默生、梭罗、缪尔、卡逊、康芒纳、奥德姆等，他们以不同视角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带有一定的生态意识。20世纪上半叶，生态学家克莱门茨发展了生态学理论，通过研究大平原植物群落的演替，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顶级群落”理论。西部史学家韦布和马林也从环境和生态的角度来分析历史问题。利奥波德创造性地提出了土地共同体范畴。二战后，魏特夫的研究触及了人与土地之间的辩证生态关系[1](11)，生态科学家卡逊以寓言的方式讲述了人类生态濒危的“故事”，“揭示了植物与动物之间相互关联以及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的各种复杂方式”[2](中译本序9)。因此，二战后生态学在美国的发展和普及并非偶然。
在美国，许多历史领域包括农业史、经济史、社会史、城市史、全球史等领域的研究，都出现了生态转向的趋势。其中，农业史研究的生态转向最明显。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曾发表专文《农业史研究的生态视角》，倡导将生态系统概念引入农业史研究。他的专著《尘暴：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是以生态视角研究资本主义文化背景下西部土地开发导致生态悲剧的典范。历史研究出现生态转向的另外两个典型领域是城市环境史和全球环境史。城市环境史是环境史研究的“后起之秀”，鉴于城市系统的复杂性及多元性，生态理论的运用在城市史研究中显得更为必要。诸如城市有机体理论、城市发展生态理论、混沌理论等都被用于城市史研究。全球环境史研究的代表有克罗斯比与麦克尼尔等。克罗斯比撰写的《生态扩张主义：欧洲—1年的生态扩张》和《哥伦布大交换：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以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重新解释了欧洲的兴起及其殖民扩张，提供了一种诠释世界历史的生态脚本[3](83)。另一位环境史家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和《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则以宏大视野，从生态史视角揭示了自然因素对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影响。唐纳德·休斯撰写的《世界环境史：人类在生命群落中变化着的作用》也从宏观视域考察了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变化及其反作用于人类的方式。
国外许多著名环境史家乃至自然科学家都肯定和强调将生态学的思想、理念和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早在20世纪40年代，生态科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倡导从“生态的角度解释历史”，认为生态学是一种“宝贵的分析武器和一种新的哲学概念或世界观”[2](中译本序10)。威廉·克罗农强调历史叙述必须“具备生态意识”[4]1。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指出，“环境史学者的思想观念是扎根于生态学的”[5]()。约翰·奥佩认为环境史是“用生态科学的新视角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世界”。唐纳德·沃斯特强调，“要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涉及‘生态学’，已经是不可能的了”[2](前言13)。唐纳德·休斯指出，环境史是“在生态语境中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和演进”，“以浓厚的生态意识来更新历史学叙事范式”[4](71)。作为一种方法，环境史“是将生态学的原则运用于历史学”。“生态分析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手段。”[4](72)
国内许多学者也都强调将生态学理论、理念和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李根蟠曾以农史研究为例，探讨了将生态理念贯彻到农史研究中的路径。王利华指出，应“将现代生态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以生态学以及它的分支学科——人类生态学、人口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等，作为观察和解释历史的思想导引和分析工具”[6](26-27)。夏明方和王利华都主张采用“生态史”而非环境史称谓。夏明方强调生态史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方法，拥有生态意识，或者说拥有“辩证的生态史观”，乃是推动当今史学发展，形成史学新范式的重要条件[7](21-43)。余新忠认为，“环境史展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研究领域，也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意识，一种时时处处将生态纳入考量的生态意识”[8](83)。高国荣认为，“环境史深受生态学的影响，其研究对象也可以说是特定时空尺度下的各种生态系统，包括森林、草地、农田、水系、城市等各类生态系统”[9](13)。梅雪芹、侯甬坚等也从各自领域，多次谈及和论述了环境史研究引入生态学理论、生态意识和生态学方法的价值。
迄今，国内学界已发表了许多以生态视角研究历史的成果。侯甬坚认为国内学界“已有一批相当优秀的生态史专著可供观摩学习”，他提到王建革的《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王子今的《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李玉尚的《海有丰歉：*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等几部专著，强调环境史研究应“自觉熟悉自然界和生态学，并运用生态学思想来解读中国生态史上的问题”[10](34)。高国荣近年来发表了多篇从生态角度解读历史的文章，包括对“农业生态史”“草地生态史”的研究[9,11,12]。值得一提的是，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对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机理的分析尤为典型，他将环境、人、植物结合起来，通过研究西辽河地区生态环境的特点和历史变迁、栽培作物及其野生祖本的生物特性和演化趋向、人类文化发展阶段和行为转变模式，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了中国北方西辽河流域旱作农业起源于本土的结论。目前来看，以生态理念来研究历史已成为一种主流趋向。
历史研究在国内外学界出现“生态转向”的趋势，除了前面提及的时代背景之外，也是有其思想源流的。概括来说，当下中国的生态思想有三大源流：一是来自西方的生态学；二是马克思主义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思想；三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生态思想。现代生态学无论从概念还是话语体系主要源于西方，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生态理念对包括历史在内的诸多学科产生了很大影响。认真阅读马恩经典原著，我们发现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包含着一种生态思维。对于马克思主义蕴含的生态思想，学界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国外甚至有“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提法[13,14,15,16,17]。中国古代社会的“天人观”和“天人合一”思想蕴含着生态思维和生态观。古代史学的功用不仅“通古今之变”，还要“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是远古以来先民孜孜不懈、苦苦求解的问题。王利华提到：“中国传统史学原本博综天人，正史多设天文、地理、灾异等志，而地学著作多归史部庋藏，卷帙浩大的地方史志更是综括天、地、生、人。”[18](97)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古代的“堪舆学”就包含着一些生态思想。无论就思想文化源流还是史学传统而言，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在中国并非无源之水。
二、历史研究生态转向的内涵和寓意及其认识论价值
如前所述，历史研究的生态取向就是将生态学的概念和范畴、观念和意识、理论和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用生态学的理念和话语体系来诠释和研究人类史。生态学中的许多概念和理论，诸如生态系统，种群和群落，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食物链和食物网，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顶级群落理论和混沌理论，以及相应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规律，例如整体意识、竞争与协作、共存共生、多样性与复杂性、平衡与稳定等，都可以成为历史分析的重要范畴，在此基础上可以形成一种以生态理念为主旨的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一种生态思维或生态史观。
生态学(Ecology)6一词是由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赫克尔于年提出的，本意与家园有关，有人解释为“地球是我们的家园”。生态学最初是研究生物与栖息地或生境的关系的一门学科，后来被划分为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的思想源头可追溯到达尔文那里。年，丹麦植物学家瓦尔明发表的《植物生态学》使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年，英国动物学家埃尔顿提出了“食物链”概念。20世纪30年代美国生态学家克莱门茨提出了“生物群落”范畴。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提出生态系统(Ecosystem)概念。20世纪下半叶，生态学将研究对象从以生物为主体转向以人类为主体，从而形成了“人类生态学”这门学科7。
由生态学引入的重要范畴是“土地共同体”和“生态系统”。“土地共同体”于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生态科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这个概念具有广泛的容纳性，不仅把土地上的动植物及水系和空气等都纳入进来，而且把人类视为这一共同体中的一员。“生态系统”是指一定区域内生物个体和群落(bio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