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乔治忠：天津市人，年7月生。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曾在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博士点专业学术带头人。
摘要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在学科结构中属于同一个二级专业，这其中反映了二者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探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关系，首先应当跨过一个理念的门坎，即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确认史学理论是对历史学的概括和总结，而不是研究客观的社会历史。厘清这种概念上的区别与联系，大有利于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研究。如20世纪80年代中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起，即得益于此。这里，需要防止像西方某些史学流派那样割断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关系，批判那种取消历史理论研究的说法。在当今，史学史研究的可靠成果，应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是史学史学科与史学理论研究共同的任务，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探索，大有学术开拓、理论创新的广阔前景。
关键词
史学理论；史学史；概念；认识论
当前，在历史学科教学与研究的专业分类中，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共同组成一个二级学科。这是随机拼凑还是反映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值得史学界同仁认真思考。笔者认为：厘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乃是史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一个既重要、又迫切的问题。
一、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一道理念的门槛
新中国建立后，十分重视历史学的理论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所有的历史研究工作，因而在研讨历史理论问题上，主要取向是如何理解与贯彻唯物史观。20世纪60年代之前，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未分畛域，学术界也不太重视史学史学科，因此谈不上思考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有何种关系。年，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重新得到重视，教育部委任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先生与华东师范大学吴泽先生，分别主持编写中国古代史学史和中国近代史学史教材。各个学术单位和诸多学者也热烈地讨论了史学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学术宗旨等理念问题。但当时，连“史学理论”这个概念也很少出现，因而仍不会思考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存在什么关系这样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活跃，“史学思想”、“史学理论”这一类词语大量出现于论著之中，但词语的内涵却是将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对于历史学的认识)混在一起的。同时，在“史学理论”这个概念的运用上，也是包含着历史理论在内，甚或主要谈论的是历史观念问题。反之，在论述“历史观”、“历史理论”、“历史哲学”标题下的文章，却罕有将对于历史学的认识囊括其中。这种反差显现出概念、范畴的含混、不成熟和非标准的状况。
混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概念，是以混淆“历史”与“史学”为起点，这大部分要归因西方史学影响中的消极因素。“历史”与“史学”概念上浑沌难分，初因西方语言上的缺陷加之中文翻译的未臻确切，后又缺乏认真辨析。这一现象早有学者提出批评，如著名法律史专家杨鸿烈指出：“中外学者们都很随便的把‘历史’与‘史学’混为一谈。”延及现代西方史学的一些流派，则有着故意混淆概念以授其欺之倾向。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有“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他阐释所谓“真”历史，是“历史包容的事实引起历史学家精神的震颤”，于是“根据我的精神需要重构它们”，惟经过了“重构”，才能够成为“真历史”，它是与“现在生活的兴趣相联系”，而且还必须是“思想的生活的兴趣”。按照一般的、正常的通行概念，以精神和思想“重构”历史，应当属于一种历史认识或一种历史撰述，但克罗齐混淆了历史与历史认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其模糊的表述中隐藏着清晰的目的，就是要挤去历史客观性的存在空间。
上述杨鸿烈的著述虽然提出要分辨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史学，但其论断也落入了误区。他将“历史”定义为“历史是一种很客观而有系统的、叙述人类在过去所有的行动的记录”，而“史学”则说成是研究历史的理论及方法。这都应归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还是没有人类社会之客观史事的位置。杨鸿烈的论点，是参考了大量西方史家的观点而得出的，可见西方现代主观主义史学思想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不明明白白地厘清历史与史学二者的区分，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西方一些史学流派的错误观念，导致消解或忽略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性，夸大史家思想认识、主观意志在历史学上的作用。克罗齐所谓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偏颇命题，都由此产生。我们史学界不少学者赞许过上述命题，均属于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则，忘记了史学乃是对于客观历史的能动反映，忘记了史学不等于历史也不能取代历史。
在中国古代，早已明确了史学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例如，南朝刘宋*权于元嘉年间，“上留意艺文，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谢元立文学”。与“史学”的概念相对应，以“事实”一词来表述客观的历史。如西晋的地理学家裴秀批评一些地理书籍“不合事实，于义无取”；北宋史学家范祖禹批评“后之为史者，务褒贬而忘事实，失其职矣”。此处的“为史者”指从事史学活动的人，“事实”即史实，这就将史学与客观史事区分开来。因此，按照中国传统概念体系和思路，本不容易混淆史学与客观历史的区别，但近代从国外引入“历史”的概念，固然可以很方便地利用于学术表述，却不经意间也造成“历史”中附入了“史学”的意蕴。许多近代的高等学校纷纷建立了“历史系”，其中就隐含着史学与历史两个概念的含混。只有北京大学定名称为“史学系”，显示了词语使用得准确和明晰，但由于没有做理论上的申述，其影响十分有限。
在思想认识上，厘清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在概念上的不同，认清它们在研究对象和学术属性上的区别，才可能探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这是研究者需要迈过的第一道门坎。缺少这一步，就不能在此项学术理念问题上登堂入室。南开大学教授杨翼骧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末，就在中国史学史课程中将“历史观点”与“史学思想”并列而区别之，其论述今存于《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一书。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课程中，仍坚持这个见解并且详细论述，强调历史观是对于社会历史本身的看法，而史学思想乃是对于史学的认识。当历史观点形成系统，即为历史理论；“史学思想”之系统化、抽象化，即为史学理论。区分“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在逻辑上必然导致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
年底，陈启能先生在《光明日报》率先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别，认为“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理论问题的研究虽然相当活跃，但却有一个很大的不足，那就是所讨论的问题大都属于历史理论的范围，而很少涉及史学理论”。瞿林东先生对此很快做出响应，更细致地论述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领域”。这种区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观点，如实地反映了历史学学术的构成及分野，对于二者的研究都十分有益，也能够更好地探索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之间的关系。从学理上讲清了这个关键的问题，迈过史学理念上的这一道门坎，后续的研究导向是否得宜，还须特别地加以注意。
二、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后续探讨
厘清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研究对象的不同，对于学术研究具有推进作用，但也可能步入误区。根据学术界随后的理论探讨取向，大致呈现出四种情况：
第一，史学理论研究开拓了新的探索空间，这是因为历史学科内基本理念的进一步明晰，有助于对史学理论的认知结构做出更完善的探索，从而集中力量解决学术上最迫切最艰难的问题。典型的实例就是历史认识论成为理论界、史学界研讨的热点，提出不少具有参考价值或激发论辩的观点，从正反两方面推进史学理论的研究。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