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6-18世纪赋役制度的变革改变了朝廷与地方、官府与百姓的关系，使白银在国家的行*运作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18世纪中国的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要依赖白银的大量输入才得以正常运作。也正因为美洲白银的流入适应了清朝赋税征收、财*运行和官僚系统运作的需要，很快进入国家的贡赋体系，并有很大一部分为国库、皇帝和权贵所囤积，因此，当时大规模的白银输入才没有引致物价的大幅上升。对于生产者来说，置身于这样的过程中，以其生产物换取白银的直接目的常常是为了缴纳贡赋，而非资本的增长。当时白银作为一种货币，是在贡赋经济的背景下流通的，在18世纪的中国没有引发明显的通货膨胀。作者：陈春声、刘志伟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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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经济”的观念：乾隆十三年“米贵”的个案有清一代，乾隆十三年是一个平常年份。是年除福建建瓯等地会*闹事需发兵剿捕和山东、浙江等省因受灾而进行赈济外，朝廷内外并无引人注目的大事发生。然而，由于上年底乾隆皇帝的一道谕旨，各地督抚纷纷就近年米价上升的原因发表议论，后来这些奏折又被收录于《清高宗实录》和《皇朝经世文编》之中，结果形成了一个在清史研究中长期备受注目的问题——“乾隆十三年米贵问题”。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彭信威、全汉昇等的研究开始直至近年，这一课题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66)本文试图以这个问题为例，分析18世纪朝廷和官员们对货币、物价这类似乎明显属于“经济”范畴的问题的理解。发布于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这道上谕，见于《清高宗实录》卷三○四，《四知堂文集》卷一○和《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所录湖南巡抚杨锡绂《遵旨陈明米贵之由疏》也有摘录。与康熙、雍正二帝相比，乾隆皇帝似乎更为